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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国家与政家:中共构建国家体制的历史意义

发布日期:2021-08-12 14:06   来源:未知   阅读:

  超声波应用企业上海骄成拟IPO周宏建持有442,中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合乎革命的历史惯性、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和现代化的需要。建国初期,为了促进政权稳固、国民经济恢复以至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组织体系进行了广泛拓展,建立起政党领导国家、国家控制社会的政家体制,并通过这一体制凝聚、集中权力,以调控资源、动员民众,有力地推进了社会经济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绩,除了要归功于中国能够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路线调整之外,主要是因为政家体制有效地保证了执政队伍的活力、政策稳定、行政高效和安定政治环境,而且不少中共党员干部仍然存留革命年代的出色德性以及儒家政治传统的仁政理念和民本主义,源自于革命战争年代的新德性和儒家政治传统的老德性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国领导社会经济发展的责任和中立性。

  近代中国的任何革命思潮和运动都产生于、并将复归于中华文明体之现代转型这个历史大进程,中国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也不例外。百余年来,中华文明体之一代代优秀分子,从体制内儒家士人、体制外革命者到政党,莫不以焦灼心态力求中国以超常速度迎头赶上乃至超越西方文明,戊戌维新、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都是中华文明体自我更新生命力之体现,尽管其中有惨痛经验。然而,从中华文明体大转型的视野来看,尽管西方列强首次以武力打击中国的鸦片战争已经过去百余年,中华民族深受列强欺凌的历程也已成为历史,而且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成就令西人侧目,但中华文明体仍旧尚未走出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扩张与支配之势带来的大危机,无论这个危机是由以暴力为手段的老殖民主义所表现,还是由以经济、文化和价值观等隐蔽形式为手段的新殖民主义所表现。在同西欧和北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竞争之中,中华文明仍旧处在相对劣势地位。中国领导的政家体制不仅肩负让中国成为经济大国的责任,而且还理应立足于文明国家的视野,在中华文明体自近代以来遭遇危机的进程中,肩负扭转东西方文明之对比态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在目前和未来,对于中国作为文明国家的复兴,政家的意义重大。

  中华文明体的存在有赖于大一统国家的存在,而大一统国家的存在又有赖于国家统一和强有力中央权力的存在。就目前来看,政家体制是国家统一和中央权力的基本保证。从平衡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区差异、调节全局与局部关系来考察,中国的组织体制发挥着重要的“统合体制”作用,党的组织机制能够在政府体系之外,有效地保证政令统一、维护国家团结。根据前苏联和东欧地区改革的教训,政家体制崩塌之时,便是统一国家解体之时,盲目推行政治民主化,带来的可能并不是有效运转的民主治理,而是发展停滞、社会分裂和族群争斗。政家体制并非不存在问题,但需要以人类本性之有限性为指南,在人类社会可以改善的固有限度之内,寻找解决政家体制之痼疾的方案。西式政治民主化的隐含前提是民族国家,而现代中国是一个有着多元民族和文化和谐相处悠久历史的文明国家,将西式民族民主国家(nationalist democratic state)的方案作为政治方向,其潜在后果便是中华文明体的消亡。中国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发达政治文明,固然在现代转型中曾面临重重困难,但其中蕴含的智慧,绝非可用“封建”、“专制”等预设了进化论史观和现代优越感的词语轻易否定。政家体制在今日的一些问题,当可回溯中国历代政治之传统经验,并借鉴西方政治智慧,在现代的、中国的政治处境中加以转化而采用。

  中华文明体的核心是儒家文明,政家在运用儒家思想应对时下之问题,应对西方文明之挑战,重建中国社会之道德价值与精神信仰中,将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一两年席卷欧美、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暴露了以资本主义和现代自由民主制为核心的现代西方文明的危机。现代自由民主制的基础是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在将国家目标定位于满足以个人安乐为核心的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之时,公民责任和公共道德被忽视,在无节制的开放与自由之中,资本追逐利润的冲动被无限纵容。相比于西方文明,儒家文明在很多方面可以节制资本主义的弊端。与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学说不同,儒家的生活理想是伦理本位的,它强调集体主义、个人责任和“义利之辨”,将君子、大人等道德理想作为人生的目的,从而能够为被市场经济构建的社会提供相应的道德学说。然而,在复兴儒家传统之努力中,有不少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主义“儒化”方案,他们不仅无视当下的现代性之确凿不移处境,而且也幼稚地从儒家教旨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正当性,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激进主义,殊不知儒家传统之复兴终究当以有益于当下社会为要。政家需要在各种思潮的纷争之中,明辨是非、利害,掌握推动自身改善和社会改善的主导权。

  现代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但这不意味着现代中国人就可以仰赖历史遗产无所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危机是现代性的危机,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现代生活方式也在全球扩展,由此西方文明的危机已经超越了地域界限,成为所有拥抱现代性之国家和地区的普遍危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发展中遭遇的问题,虽有历史、体制和发展方式的特殊原因,但其中一个基本原因是现代化与现代性的消极后果。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来说,未来的问题不是亦步亦趋地学习西方,而是如何主动地从文明国家的视野出发,对现代性之利弊有清醒认识,从而确认那些优良的人类价值,并根据这些价值本身来发展和构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体制。为现代中国重建价值体系,这一问题虽早在五四运动就已提出,然而至今尚未完成,而这一任务可以由政家来担当。只有当现代中国不仅仅拥有经济增长,还拥有建立于自身习俗和自我认同之上,足以令人称道的优良生活和礼法制度之时,人们方可说中华文明方才走出西方文明挑战所致的大危机,完成中华文明体之大转型。政家在未来30年的重大任务,就是如何对文明国家有自觉的意识,从文明国家传统之中汲取可待转化的资源,构建全新的现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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